缁衣

本篇写人的好恶言行,论述了治国之道和为人处世之道。里面所阐述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。名为《缁衣》,是因为文中引用了《缁衣》这首诗而已。
子言之曰:“为上易事也,为下易知也,则刑不烦矣。”子曰:“好贤如《缁衣》,恶恶如《巷伯》,则爵不渎而民作愿,刑不试而民咸服。《大雅》曰:‘仪刑文王,万国作孚。’”子曰:“夫民,教之以德,齐之以礼,则民有格心;教之以政,齐之以刑,则民有遁心。故君民者,子以爱之,则民亲之;信以结之,则民不倍;恭以莅之,则民有孙心。《甫刑》曰:‘苗民匪用命,制以刑,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’是以民有恶德,而遂绝其世也。”
孔子说:“君长如果对臣下不苛虐,臣下就会觉得君长容易侍候;臣下如果没有欺诈之心,君长就觉得容易了解臣下的实情。这样一来,刑罚就可以放到一边不用了。”孔子说:“如果能够像《缁衣》那首诗所说的那样去尊敬贤人,像《巷伯》那首诗所说的那样去痛恨坏人,官场上就不会那么龌龊,百姓中就会兴起谨厚之风,不用刑罚而百姓就心悦诚服。《大雅》上说:‘只要大家都来效法文王,在所有的诸侯国中就会兴起诚信之风。’”孔子说:“对于百姓,如果用品德教育他们,用礼法约束他们,那么百姓就会有向善之心;如果用政令教育他们,用刑罚约束他们,那么百姓就会有逃避之心。所以,作为领导百姓的君王,应当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,百姓就会亲近他;用诚信去团结百姓,百姓就不会背叛;用恭敬的态度去对待百姓,百姓就会产生顺从之心。《甫刑》上说:‘苗族百姓不听从蚩尤的命令,于是蚩尤就用刑罚制裁他们,他制定了五种残暴的刑罚叫作法。’ 于是百姓不讲品德,起而背叛,最终民族灭亡。”
子曰:“下之事上也,不从其所令,从其所行。上好是物,下必有甚者矣。故上之所好恶,不可不慎也,是民之表也。”子曰:“禹立三年,百姓以仁遂焉,岂必尽仁?《诗》云:‘赫赫师尹,民具尔瞻。’《甫刑》曰:‘一人有庆,兆民赖之。’《大雅》曰:‘成王之孚,下土之式。’”子曰:“上好仁,则下之为仁争先人。故长民者章志、贞教、尊仁,以子爱百姓;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。《诗》云:‘有梏德行,四国顺之。’”
孔子说:“臣下服侍君长,不是听从君长所下的命令,而是盯着君长的实际行动,君长怎么做臣下就怎么做。君长喜欢某样东西,臣下必定更加喜欢。所以,君长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,不可不格外慎重,因为臣下是把君长的行为作为表率的。”孔子说:“禹即帝位三年,百姓在仁的方面就有所成就,这难道是百姓原本都有仁德吗?只是由于禹本人好仁,百姓受其影响罢了。《诗经》上说:‘赫赫有名的尹太师,百姓都在注视着你。’《甫刑》上说:‘天子一人有美德,普天之下的百姓都会得到好处。’《大雅》上说:‘成王守信有威望,身为天下好榜样。’”孔子说:“君长好仁,那么臣下就会争先恐后地好仁。所以君长应当表明自己的好仁志向,以正道教育民众,推崇仁道,以爱护子女的态度爱护百姓;百姓就会无不尽力地去行仁,以迎合君长爱仁的所好。《诗经》上说:‘天子有正直的德行,四方诸侯就无不服从。’”
子曰:“有国者章善瘅恶,以示民厚,则民情不贰。《诗》云:‘靖共尔位,好是正直。’”子曰:“上人疑则百姓惑,下难知则君长劳。故君民者,章好以示民俗,慎恶以御民之淫,则民不惑矣。臣仪行,不重辞,不援其所不及,不烦其所不知,则君不劳矣。《诗》云:‘上帝板板,下民卒瘅。’《小雅》曰:‘匪其止共,惟王之邛。’子曰:“政之不行也,教之不成也,爵禄不足劝也,刑罚不足耻也。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。《康诰》曰:‘敬明乃罚。’《甫刑》曰:‘播刑之不迪。’”
孔子说:“作为一国的君王,用奖赏表彰善人,用刑罚惩治坏人,让百姓清楚地看到他鼓励什么,这样百姓就会一心为善。《诗经》上说:‘安分恭敬地做好你的本职工作,喜欢的都是正直人。’”孔子说:“当君王的如果好恶不明,百姓就会迷惑而不知所从;臣下如果心怀鬼胎,就会使君长格外劳神。所以作为民众的君王,应该表彰善人使百姓知道有所效法,谨慎地惩治坏人以儆效尤,这样一来百姓就不会迷惑而不知所从了。作为臣下,符合道义的事就要奉行,不尚清谈,不怂恿君王做他力所不逮的事,不絮叨君王有所不知的事让君王去听,这样一来当君王的就省心了。《诗经》上说:‘如果君王好恶无定,百姓都得遭殃。’《小雅》上说:‘臣下不忠于他的职守,这是君王辛劳的原因。’”孔子说:“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,教化之所以不能成功,是由于爵禄的颁发失当,不足以劝人向善,还由于刑罚的惩善而扬恶,不足以使坏人感到羞耻。所以君长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动用刑罚,不可随随便便颁发爵禄。《康诰》上说:‘动用刑罚一定要慎重。’《甫刑》上说:‘施行刑罚要合理。’”
子曰:“大臣不亲,百姓不宁,则忠敬不足,而富贵已过也;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。故大臣不可不敬也,是民之表也;迩臣不可不慎也,是民之道也。君毋以小谋大,毋以远言近,毋以内图外,则大臣不怨,迩臣不疾,而远臣不蔽矣。叶公之《顾命》曰:‘毋以小谋败大作,毋以嬖御人疾庄后,毋以嬖御士疾庄士、大夫、卿士。’”子曰:“大人不亲其所贤,而信其所贱;民是以亲失,而教是以烦。《诗》云:‘彼求我则,如不我得;执我仇仇,亦不我力。’《君陈》曰:‘未见圣,若己弗克见;既见圣,亦不克由圣。’”
孔子说:“大臣离心离德,不亲近君王;政教繁苛,百姓不得安宁。究其原因,在于臣不忠于其君,君不敬于其臣,而大臣所享受的富贵已经超过了界限。大臣不肯为君王尽心办事,近臣就会私相勾结。所以,对大臣不可不敬,因为大臣是百姓的楷模;对近臣不可不慎加选择,因为近臣是百姓的导向。应该和大臣商议的事,不应拿去和小臣商议;应该和近臣谈论的事,不应拿去和远臣谈论;应该和内臣谋虑的事,不应拿去和外臣谋虑。如果这样做了,大臣就不会产生怨恨,近臣就不会产生嫉妒,远臣有意见也可以反映上来。叶公的遗嘱说:‘不要用小臣的主意败坏大臣的作为,不要因宠幸的姬妾而厌弃庄重守礼的嫡夫人,不要因宠幸的臣子而厌弃庄重守礼的臣子。’”孔子说:“君长不信任他的贤人,而信任卑贱的小人,于是百姓也跟着亲近失德的人,而教令也因此变得烦乱了。《诗经》上说:‘当初朝廷需要我,好像唯恐得不到。一旦请去搁一边,不让我把重任挑。’《君陈》上说:‘人们在没有见到圣人之道时,好像自己不能见到。等到自己见到了圣人之道,又不能够运用圣人之道。’”
子曰:“小人溺于水,君子溺于口,大人溺于民,皆在其所亵也。夫水近于人而溺人,德易狎而难亲也,易以溺人;口费而烦,易出难悔,易以溺人;夫民闭于人,而有鄙心,可敬不可慢,易以溺人。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。《太甲》曰:‘毋越厥命以自覆也;若虞机张,往省括于厥度则释。’《兑命》曰:‘惟口起羞,惟甲胄起兵,惟衣裳在笥,惟干戈省厥躬。’《太甲》曰:‘天作孽,可违也;自作孽,不可以逭。’尹吉曰:‘惟尹躬天,见于西邑;夏自周有终,相亦惟终。’”
孔子说:“小人喜欢玩水,就容易被水淹死;君子喜欢议论,就容易祸从口出;执政者喜欢玩弄百姓,就容易被百姓推翻。原因都在于对接近最多的东西态度轻慢。水与人们那么接近,而人却往往被水淹死,就是因为水看起来柔和容易接近而实际上却是难于亲近的,所以容易淹死人。好说漂亮话,又好絮絮叨叨,说出去容易,后悔药难吃,所以嘴也容易招致祸害。老百姓不懂道理,心怀鄙诈,对他们可以恭敬而不可以怠慢,否则就容易招来灭顶之灾。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十分小心。《太甲》上说:‘不要颠三倒四地乱下政令以自取灭亡,就像打猎的人,扣住扳机,仔细观察,等到箭头、箭尾、目标三者成一条直线再发射。’《说命》上说:‘嘴是用来说话的,如果出言不当就会带来羞辱;盔甲是用以自卫的,如果用得不当就会引起战争;放在箱子里的礼服是准备行礼时穿的,不可随便送人;干戈是用来讨伐坏人的,但在使用之前要反躬自省,不要加害无辜。’《太甲》上说:‘上天降下的灾祸,还可以躲避;自己造成的灾祸,无法躲开。’伊尹告诫太甲说:‘我伊尹的先祖曾见到过夏代西邑的政治,夏禹以忠信治民而得享天命,辅佐他的人也因此而得享天命。’”